源自“氐羌族群”的羌族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。今日的羌族是在战国末年至秦汉年间，由甘肃南部迁入岷江上游地区的。从地势上看，这一地区正好处于中国地理的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交接处，地形上恰好是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，岷江谷地正是将两者衔接起来的通道。这样的地理位置促使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成为游牧文化南下，农耕文化北进的文化交汇之所，也是多民族的交汇之处，为该地区文化间的交融提供了有利条件。该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由来已久，从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“冉陇夷者武帝所开…其中有六夷、七羌、九氐，各有部落”的记载即可见一斑。今天，四川羌族地区（主要集中在阿坝州）依然保持羌、藏、汉、回等多民族杂居。根据州志记载，截至2003年底，阿坝州总人口85万，其中藏族约占51.8%，汉族约占27%，羌族约占18%，回族约占3%，其它民族约占0.2%。 多民族杂居促使他们在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等方面相互交融适应，在受到非本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，也相互包容影响着其他民族的文化，形成同中有异、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，且多种民族文化和谐共存。其中，羌族歌舞艺术较好的保留着羌族先民的文化习俗与乐舞技艺。从今日岷江上游的羌族传统民间舞蹈中，依然能发现诸多古羌人所创造的农牧文化、民风民俗以及不同时期文化的遗存，故这些传统歌舞形态对传承抑或认识羌族文化均弥足珍贵。 羌族文化中包含着若干融而未化的其他民族文化，不同的文化在长期交锋中逐渐适应并沉淀下来，成就了今天羌族文化的多元化特征。羌族文化的这种兼收并蓄主要体现在汉文化、藏文化对它的影响方面。在这种文化间的交融与适应中，羌族文化并非是单方面的接纳，而是形成相互间的一种兼容并蓄的互动，形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同中存异的文化特点。 一、多元民族文化渗透中的羌族歌舞 在羌族歌舞方面，整体上呈现为兼收并蓄的对外来文化进行着改造利用。在羌族山歌、唱词中也有明显的表现，许多山歌的歌词已采用汉语来表达，只有一些劳动号子多以羌语演唱，且保留较多的羌族演唱传统。而近些年来新创作的许多歌曲多采用汉语来演唱，在歌曲内容上也受到汉族、藏族文化的影响，如山歌里唱到用酥油梳头，这是藏区普遍保留的风俗，而山歌中对于梳子的形容又是汉式的“龙摆尾、梅花尖”，歌曲中带有着汉族、藏族文化的成分，但歌曲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仍是以羌族人的现实生活为主，体现出多种文化交融、适应的状况。虽带有其他民族文化的印记，但融而未化，占主要位置的仍是羌族的传统文化。在舞蹈方面，对于羌族人自娱自乐的圆圈歌舞形式，目前存在羌族锅庄的称谓，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首先使用这样的称谓，单以“锅庄”这种将普遍用于对藏族舞蹈的称谓来给羌族舞蹈冠名，总也推脱不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。 另外，羌区各地的萨朗舞蹈均带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。对于羌族长期生存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来说，正如王明珂与李亦园所指出的，“汉藏之间”的区域特征又或是“族群缓冲地带”，“生活在该地带的羌族，相较于汉族与藏族属于弱小族群，羌族实际上充当着夹在汉、藏两族之间的缓冲与过渡的作用。”因为长期比邻而居的是比自己强大的汉族和藏族，历史上就受到来自政治、宗教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，从而推动着其舞蹈文化间的相互吸收与交融。这也使得羌族萨朗舞蹈具有丰富的地域性特色，所表现出来的同一类型的舞蹈在外部形态、动律、舞蹈风貌等方面更为丰富多彩。 由于羌区许多村寨长期与其他民族生活地区相接壤，长期受到来自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双重影响。例如理县，历史上建制很早，“从汉代以来，一直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据点，其治所常在薛城、通化一带。清代改土归流后，设立不少屯官代替从前的土司，九子屯就是这种特殊文化交融的代表，那里的屯官是嘉绒人杨氏，而屯民则是羌族，但他们都要听命于清朝廷。”[3]藏族、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，这种文化上的混融也对这一地区的羌族歌舞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。自汉代以来理县就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，读书做官的思想对羌族人的影响很大，加之使用汉语的情况日渐增多，不少羌族上层很早就从汉区请了先生办私塾。目前羌族村寨中的老一辈男性，有不少都上过私塾和后来的国民小学。因此，或多或少的受到汉族文化、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在儒家思想中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作用下，舞蹈中女子会出现害羞掩面的舞蹈动作。 再从民族分布上看，理县地区的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东，西边便是嘉绒藏族的居住地，在薛城、通化一带藏族、羌族居住的距离十分近，往往是羌族村子旁边紧挨着就是藏族寨子，在空间分布上的紧密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交融，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情况就比较普遍。藏族、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理县地区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，这种文化上的混融也对该地区的羌族在审美心理、歌舞形态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。 长期受到周边不同民族文化、习俗、歌舞的影响，羌族舞蹈不断进行着融合与适应，那些早已融于骨血的羌族传统民族舞蹈风貌、气节，与外来文化进行着部分的融合，是“融而未化、和而不同”的适应，并在保留与适应中形成了羌族各区域间色彩缤纷、各不相同的舞蹈风貌。即使同一类型的舞蹈在羌族各村寨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性，对羌族自娱性的圆圈舞蹈的外部形态可大致分为：以茂县地区为代表的“萨朗”舞蹈、汶川地区的“席布蹴”、理县地区的“呦初步”这三大类。 从舞蹈姿态上看：茂县地区的可概括为高位舞蹈，在舞蹈时身体直立挺拔，上身动作幅度变化小，几乎没有上身弯曲向下的动作；理县的此类舞蹈，可概括为低位舞蹈，在舞蹈时多为膝部弯曲向下的动作，甚至单膝弯曲到能与地面接触，且上身向前压低的姿态动作多，也会有很多向下运动的动作。 从胯部动作看：茂县地区的此类舞蹈在舞动中胯部的顶出、摆动、甩动等常与脚下步伐紧密结合；理县的舞蹈中胯部横摆的动作较多见，胯部的动作也常与手臂动作配合，即手往哪里运动，胯就同时往哪个方向摆动，手胯运动方向、力度较统一。茂县胯部的顶出、摆动、甩动等重心皆高，即在身体直立的状态下进行胯部的运动。理县与汶川的此类舞蹈的胯部运动常在重心压低时进行，体态上均呈现向下“坐”的状态，在理县“坐”多表现为直线或斜线的运动，且以向下颤动较多，胯的摆动为左右横摆常见；而汶川向下动作的运动路线则多呈现为胯部走下弧线，在胯部做下弧线运动时袍子往往会轻扫一下地面，随即提离地面。 |
